王震荣

　　老舍笔下艺人欲唱而“开不了口”的哽咽，如暗夜中未成调的叹息；艾青与穆旦却以“嘶哑的喉咙”“带血的手”向苍茫大地献上悲怆的歌。两相对照，这看似矛盾的精神图景，深刻映照出中华文化之魂的坚韧——伤痕是歌声的沃土，更是生命与文明向深渊奋然进发的雄浑号角。
　　个体的伤怀往往能淬炼成艺术精魂中动人心魄的绝响。如老舍笔下那位在时代巨浪中茫然失语的艺人，其沉默本身已然是对命运的诉说。这令人想起杜甫漂泊在干戈离乱中时，将满目疮痍的血泪凝成“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泣血诗行；又联想到沈从文在湘西小城辗转流离，笔下却流淌出清泉般的澄澈文字。沈从文坦言：“我的生命不过是一个伤口，我的文字却是这伤口上开出的花。”此中真意，正是伤痕深埋于艺术土壤，反而生长出更为繁盛的精神之花。
　　而当个体悲吟汇入民族共同的苦难洪流，伤痕便成为文明存续血脉中奔涌不息的深泉。穆旦在《赞美》中以“带血的手”拥抱的，是整个“已经起来”的民族。抗战烽火中，西南联大的师生们衣衫褴褛，在轰炸间隙弦歌不辍；冯友兰在敌机盘旋下仍奋笔疾书《新原人》，炮火隆隆竟成了他们精神探索的伴奏。此情此景，不正是伤痕与文明在历史熔炉中相互锻造的壮丽图卷？
　　“声发于情，情系于时。”古人之言，深刻揭示着生命之声与时代境遇的共生关系。今日之青年，既不必强行忽视或粉饰生命中必经的挫折与创痛，更应懂得在伤痕深处，蕴藏着生命最真实的力量与最丰厚的馈赠。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低谷，若能以勇毅直面而非逃避，以清醒洞察而非怨艾，那些刻骨铭心的伤痕，终将化作我们灵魂深处最真挚、最富力量的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