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梅英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的爷爷是生产队饲养室保管员，负责给全村几十头牛和驴铡草喂料。随着八十年代初“包产到户”新政策的实施，全村的家当摊开来分，有人看重肥田，有人喜好农具，有人偏爱果园，爷爷选了一头小牛犊。
　　随着牛犊的慢慢长大，头上犄角也长了出来。那两只角直挺挺的，一个朝左一个朝右，斜矗在脑门两端、两耳上部，看上去显得精神英俊。
　　爷爷的牛力气大，犁地拉车从不偷懒，就算困了乏了，也要挣扎着干完活。放牛也可以是一件美差事，趁着牛儿吃草，男人可以衣衫遮头，美美睡一晌；男孩可以放心下河抓蟹，上树摘果；女人可以纳鞋缝补，绣花聊天。
　　不过，放爷爷的牛没那么简单，不像其他人家的牛，可以随牛群捎带着放，这头牛需要专人陪。每年春天，农活比较多，爷爷忙得抽不开身，没时间放牛。我是家里年纪最小的，没力气干活，自然成了放牛的最佳人选。
　　我喜欢跟村里人一起放牛，这样方便照应。可爷爷的牛不随群，不是跟其他牛打架，就是偷偷地脱离牛群，让我费劲找老半天。
　　后来，大家也不情愿跟我一起放牛了。我一个人放牛时，牛总是欺负我的弱小，先是打掩护似的认真吃草，待我放下戒备坐下来发呆时，它便旋风似的从这山洼跑向那山洼。我起身猛追，等追上了，它挑衅地看着我，又从那这头飞身一跃，轻灵地飞往那头……气得我对着牛大声喊叫，手上的棍鞭一点也使不上力，仅仅是放牛人武装的道具。
　　放牛的时候，担心牛一溜烟地跑掉，我便死死地拉着缰绳。一开始，牛很不习惯，狂甩着头，企图甩掉头顶上晃来荡去的绳子。我死死地拽着缰绳，牛边啃草边往前挪动，我就得跟着挪碎步。一天下来，牛吃得酣畅淋漓，我却累个半死。
　　我常常想起这样一个画面：牛窑里，爷爷坐在炕沿上，弓着身子，吧嗒吧嗒抽着烟袋锅，隔着昏黄的油灯，牛悠闲地吃着槽里的草……牛听过爷爷太多的牢骚：“谁借了家里的锄头，归还时也不擦上面的泥土；谁借了咱家几斗麦子还不归还；谁家犁地越过了界石，多占咱家几分地……”爷爷与牛相守的夜晚，大抵都有这样的画面，嘴里嘟囔几句，然后时不时看看牛。正在吃草的牛要么打个响鼻，要么抬起蹄子蹬肚子上的蚊蝇，以作回应，或者甩一下尾巴，发表不同意见。
　　十几年后，牛彻底老了，爷爷无奈把它送给屠宰场。我们都为此落泪，背地里骂爷爷的狠心，但这是牛的归宿。
　　爷爷失去了倾诉交流的伙伴，变得愈发沉默。牛送走后，没过多久，奶奶就去世了。爷爷以往的暴脾气也随着奶奶的离开，收敛了很多。
　　长大后，我慢慢理解了爷爷，我怀念他和那头为我们家出过力卖过命的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