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胜

　　去老屋整理杂物，在昏暗的木楼上，翻出了一个青灰的陶瓦罐。拿到光亮处一看，这不是我家的鸡蛋罐嘛。这罐高有尺余，小底大肚，浑圆朴拙，带着翻沿的罐口，能伸入一个成人的拳头。令人惊奇的是，罐底还铺有经年的干草丝。
　　可别小看这罐，它曾经是我家的“小银行”。小时候，家中散养了几只芦花鸡，下一个蛋，母亲就小心翼翼地收起来。等到攒满一罐子，母亲就招呼父亲拿到集市上卖掉。家里称盐灌醋、娃娃上学，谁有个头痛脑热，花销大多从这儿出。我偶尔吃一个鸡蛋，也多是逢上生日或是考试取得了好成绩。有次幸运地吃到双黄蛋，我在同学们面前炫耀了好几天。
　　鸡的珍贵，操劳衣食的父母感受最深。老屋后院的东首是两间南北走向的土厢房。为防盗贼、黄鼠狼，父亲把鸡舍盖在了厢房的对面。一到夏天，鸡粪味熏得人难受，但谁也没有一句怨言。唯一能做的，就是勤打扫、勤清理。就这样防范也有疏漏。有年秋天，霖雨缠绵，湿透的后墙轰然倒塌。父亲急了，第二天就在断墙的两头各栽了根木桩，中间用铁丝密密匝匝地箍住玉米秆，把豁口堵住了。隔天还给二道木栅门加了把锁。父亲心想着等天晴了，打摞土坯，重新把墙砌起来。谁料，第三天天麻麻亮，母亲就看见秸秆墙上穿了个大洞。她心一凉，再回首拉开鸡舍门，就“啊”的一声瘫坐在了地上。鸡被偷光了。
　　没鸡的日子，母亲像丢了魂似的。到了冬天，父亲狠心卖了一袋粮食，换了几只来杭母鸡。这种鸡体格壮、下蛋多。每听到“咯哒、咯哒”的鸡叫声，我就抢着去收蛋。刚收到的蛋热热的，我就放到眼窝里暖一下，然后仰着头瞅太阳。
　　春来了，花开了，母亲翻出两个旧筐子，铺上破絮和杂草，挑选了一罐子个儿大、品相好的鸡蛋摆进去，再抱来两只歇了窝、炸了毛的老母鸡。我才知道母亲是要孵小鸡了。这两只抱窝鸡真“敬业”，除了啄食和排泄，几乎都拢着翅膀伏在草窝里。母亲从地里回来就翻腾鸡蛋，确保每个鸡蛋受热均匀。
　　“鸡孵鸡，二十一。”有天早上睁开眼，我就看见大竹箩里有了一群尖尖嘴、圆圆眼、毛茸茸的小鸡崽。它们叫着、跳着拥成一团，可爱极了。邻居有人来看鸡，母亲撩上围裙，又是端茶又是让座，眼角眉梢都是笑。那个春天好欢快，我放学了就带着小鸡去捉虫子。
　　围绕着鸡和蛋，乡村的故事连成串。村西五姨家的“花冠子”鸡是个“没记性”的，走到哪儿吃到哪儿，蛋憋不住了，靠着树坑、草垛就下了。怕丢鸡蛋，五姨用绳拴过鸡。可一拴，它下蛋又少了，所以只能再放开。因为鸡蛋，五姨没少和四邻犯口舌。有一年，五姨和桂花姨吵了嘴，原想着老死不相往来了，可有天五姨家大宝生了病，宝儿爸出门打工了，最后还是桂花姨的丈夫半夜帮忙送到医院。经过这事，五姨明白了，人情远比鸡蛋贵。
　　改革开放后，政策放宽了，经济搞活了，大伙儿你养鸡我养猪，你开网店我跑运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都不再指望着鸡蛋卖钱过日子，鸡蛋罐自然也就不再神秘了。
　　前一阵，有人给民俗村收陶罐，我抱着罐子舍不得卖。不是值钱不值钱的事儿，只因我家的往事、乡村的变化，都镌刻在这个小罐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