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检索:
“我和白求恩一起战斗过”


孙乐 穆小娟 本报记者 王宏海
“我们千万不能忘却这段历史,不能忘记日本人的野蛮、残忍。现在过上好日子了,更要牢记胜利来之不易。”7月22日,在子长县城石窑坪小区的一栋房屋内,已经94岁高龄的白光耀老人向记者讲述了他曾经和白求恩大夫一起战斗的岁月。
白求恩很能吃苦
“他个子很高,眼珠是蓝颜色的。我第一次看见他是在医院的欢迎会上。”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77年,但白光耀对第一次见到白求恩仍有很深的印象。
白光耀告诉记者,当时生活条件很艰苦,根本谈不上对白求恩的生活照顾。本来按上级规定,要给白求恩另设小灶、另配厨师,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因此,白求恩一直和战士一起吃大灶饭。
“有一次,炊事员老张给他做了点鸡蛋汤,他一口也没吃,都送给了一位手术后的重伤员,还亲自喂那位伤员吃。有时遇上鬼子扫荡,医院集体分散转移时,他和我们一样,一天也吃不上饭,晚上还得住帐篷,忍饥受冻。还有那时军区每月给他100元的边区币,他也分文不要。他穿的也是八路军的灰色粗布军装,只不过因他是一米八的高个头,裁缝得给他另做。他第一次戴上军帽,穿上军装,打上裹缠,对着我们很严肃地来了一个立正,行了一个军礼,高兴地说他以后也成八路军了。后来医院领导怕他长期劳累身体垮了,就想方设法给他改善生活,他却说自己要是为了吃好穿好,就不会到中国来了。”说起白求恩,白光耀对他艰苦朴素能吃苦的印象非常深刻。
据白光耀讲,“日本人的‘三光’政策、国民党的封锁,使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药品、器械严重短缺。为了渡过难关,白求恩抽出时间,设计医疗器械模型,再送给当地木匠、铁匠和裁缝去制作。像钳子、剪子、靠背床、大腿骨折牵引架、托马氏夹板、土包扎布等医疗工具,都是他自己设计的。”
“白求恩自制了一种桥型的药驮子,两边各放一只特制的大木箱,箱子里用木板隔出许多大小不同的空间,分门别类地放着各种药水和医疗器械。到了前线给伤病员做手术,两个箱子合并起来就是一个临时手术台。这个桥型的药驮子里容纳的药品可以连续进行100次的手术和500次的包扎。同时,白求恩还抽时间编写教材,培训医护人员,提高医护工作质量。”
白求恩对待工作严肃认真
1939年9月,白求恩从聂荣臻司令员那里得知,我党从云南运给八路军抗日前线的一批药品被国民党扣留了,他很愤慨,于是决定回国一次,筹措点经费和药品。同时,通过媒体揭露日寇的侵华罪行。当时欢送会也开了,定于10月21日启程。可是日寇对抗日根据地又开始了冬季大扫荡,他又决定不回国了,带领手术队赶赴战斗最激烈的涞源县摩天岭前线。
“一天下午,哨兵通知,说敌人快下山了,让我们快撤,可是还有很多伤员要做手术。当时敌人离我们已经很近了,甚至连短兵相接的刺杀声也听得很清楚了。由于忙乱,在给一位重伤员取碎骨时,白求恩大夫的左手中指被骨尖子和刀子碰破了,不停地流血,大家都劝他先走。结果他把手放在消毒液中浸泡了一下,又继续做手术。最后这名伤员劝白求恩,让他快走,但是他说要死就一起死,他绝对不能把伤员丢下。”白光耀说,后来等他们把手术刚刚做完离开,敌人就进村了。
11月1日,有一位头部患丹毒合并蜂窝组织炎的病人,脸部肿胀,神经错乱,生命垂危,大家都认为没有希望了,可是白求恩坚持给他做了手术。由于时间紧迫,他忘了戴手套,手指又受了感染,中了毒,肿得更厉害了。到了河北完县金台村,医院卫生部刘部长和潘主任商量给他截肢,他说:“不用了,血内有毒,截了也无用。”那时没有青霉素、磺胺,只用黄色素消毒,效果不佳。后来把他左肘转移的脓肿切开,已无济于事了。
他的病情一天天恶化,体温升至40℃,头也肿了起来。后来他给聂荣臻司令员写了信和遗嘱。他拿出最心爱的一把小手术刀说:“潘主任、同志们,这是我最心爱的一把小刀,它曾给我很大帮助,救活了许多生命,今天我送给大家,希望用它救活更多的伤员。”
1939年11月12日5时20分,这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援抗战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在河北唐县黄石村永别了。
白求恩同志逝世后,由于日寇不断袭击,追悼会很难举行,也很难安葬,白光耀就和同事们抬着他的尸体,一边转移,一边工作。直到二十多天后,敌人退了,他们才在河北唐县下关,用白色透明的石头给他砌了个“堂子”。1939年12月1日下葬的那天,参加的人很多,在白求恩墓前举行的追悼会上,聂荣臻司令员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讲了话,大家都止不住悲伤,失声痛哭。
个人资料
白光耀,今年94岁,1921年10月12日出生于子长县李家岔石家湾中湾村。14岁参加陕北红军,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参加过平型关战役,在晋察冀军区医院担任白求恩手术队护士长。1941年,被调入晋察冀边区独立团卫生队担任队长。1944年,跟随独立团回到延安,被编入陕甘宁教导第二旅。1948年,回到子长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子长县人民医院第一任院长,后在县卫生局工作,最后在县委宣传部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