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春

　　我有个红宝箱，不是说箱子是红色，而是指里面珍藏的宝物都是红色记忆。
　　20世纪70年代，我们小孩子不知生活艰辛，天天盼过年，因为过年有新衣服穿。那时，大人小孩服饰颜色单一，不是红军灰，就是解放绿，再就是一身海军蓝或者蓝绿搭配，而且每次新衣到手还让人沮丧，衣服大得必须卷好几层袖筒和裤腿才能穿。明明照着身子量的怎么就做大了？一开始，我老责怪缝纫店师傅，后来搞清楚了，是母亲硬要人家做大一个号，说孩子正长身体，穿大点利于成长。结果，我们没有一年穿到合身衣服，直到衣服洗得缩水褪色，打补丁了才合身。
　　《闪闪的红星》电影放映后，少年英雄潘冬子成了我们的偶像。母亲破天荒主动给我和哥哥一人买了顶红军帽，还从缝纫店要来红布头剪了五角星和红领章缝上去。我和哥哥找来木棍削了红缨枪，枪头的银白色面用捡来的高级烟纸一裹粘紧，红缨须则是把麻线用红墨水染红晾干再缠上去。
　　后来流行八路军帽和新四军帽，母亲说什么也不给我们买了，说：“红军比八路军、新四军都早，戴红军帽更神气。”再后来流行雷锋棉帽，这回父亲发话了：“陕南气温高，小孩子火气大，不宜戴棉帽。你们是革命的接班人，应该在大风大浪里成长。”一顶红军帽我们戴了好几年，直到实在捏不出八个角，也套不进大脑袋了，才光荣“退休”。
　　那时，男孩子玩的游戏都与“战争”有关，不是抓“特务”，就是“打仗”。人分两拨，学习好、长得高的当红军，尖嘴猴腮、贼眉鼠眼的是“白狗子”。每次游戏开始前，大家都为当红军争得脸红脖子粗，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有时规则还没讲好，“战争”就开始了，输的一方只好灰溜溜钻进“白狗子”窝。我那时虽然瘦小，但红军帽起了大作用，自然划在“红军阵营”。所谓抓“特务”其实就是捉迷藏、老鹰逮小鸡之类的游戏，有时也设置大本营、根据地，进了这些区域安全无忧。
　　那时，多么想有一枚真正的五角星啊！像潘冬子一样，高兴了瞅瞅，想亲人了摸摸。两年后，我得到一枚真正的五角星。那时，我家紧邻县体育场，放学后，我天天溜进铁门看民兵训练，有时还帮忙看管衣物、送茶水。一天，一位武装部叔叔从黄书包里掏出一枚五角星，郑重地放到我的手心。我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学着电影里的英雄，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这可是梦寐以求的宝贝，我找来平日舍不得用的手绢，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严实，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
　　后来，这枚五角星还成了我的定情信物。当年，我和妻子谈恋爱，嘴笨不会表达，两人在操场转了一圈又一圈，就是说不出最关键的三个字。我灵机一动，掏出五角星塞给她，然后跑了。后来，我俩步入婚姻殿堂。再后来，妻子将五角星也存入我的红宝箱。
　　小小红宝箱，里面还有我的红领巾、团徽、党徽、奖状、奖章等，承载了我太多的挚爱和记忆。红宝箱伴随我半个世纪，我们风雨同舟，一起分享成功喜悦，一起承担失败沮丧，激发我不断战胜困难，勇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