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增战

　　那时候我们住在铜川城区的黄堡镇上，姥姥住在镇东边的前原村里，相距有三十里的盘山路。
　　母亲喜欢过一段时间就带我们去姥姥家，我们顺着崎岖陡峭的山路一路东行，我在家人组成的队伍里挺直了胸膛，迈起小脚丫唱着歌，感觉自己像是小红军。
　　我其实并不喜欢去姥姥家，喜欢去的是哥哥。道路漫长难行倒在其次，姥姥家里没有电视，没有玩具，没有小朋友陪伴，我像是困在那里的一个囚徒。哥哥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段艰难的岁月里寄养在姥姥家，靠喝一头老山羊的奶长大，他对那片土地充满着深深的依恋，而我没有。
　　一到寒暑假，哥哥像脱缰的小马驹一路奔向姥姥家。他是一个好动的孩子，上山下沟，捕蝉捉蝎，还自制了各式各样的玩具手枪、石锁，还有一支双节棍，整天嘿哈嘿哈，在广阔的乡村里他无拘无束，如鱼得水。
　　姥姥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老太太，她并不太了解国家政策的变化，在她朴素的感知里，家里忽然有一天能吃饱饭了，有余粮了。我知道她是真心爱我的，她总是一再地劝我说，来我家吧，来我家吧，你可以每天睡大觉，什么都不用干，我天天给你做好吃的。
　　我还是不愿意去姥姥家。偶尔去了如坐针毡，坐卧不宁。
　　母亲后面去的也少了，孩子们慢慢长大，学业越来越重，她的年岁也在增长，对那三十里山路也产生了畏惧。
　　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记忆。
　　铜川的黄陈公路修好是在九十年代，从耀州窑故址黄堡镇到千年炉火不息的陈炉古镇。公路经过前原村，随后村村通也开通了，到姥姥家方便了很多。
　　姥姥家也有了电视，从沟底的习家咀三孔土窑洞里搬到了新建的砖瓦房里，因为这一条公路，前原村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村民出门方便，农副产品进城也更方便，许多家的孩子外出上学、打工，村子由原来的闭塞贫瘠变得富裕了。
　　但这时我们都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去姥姥家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几个舅舅、表弟、表妹也都先后在外地打工、上学，姥姥后面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多了起来。她增加了一项新的娱乐活动，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她和几个农村老太太聚在一起抹花花牌，有时会为了一张牌争得面红耳赤，激动并快乐着。
　　姥姥的身子骨硬朗，她在自家门前种了几畦果蔬，自己蒸馍、擀面。有时还戴起水晶石老花镜，一针一线地纳鞋底、绣鞋垫，这是她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她会不时抬头朝着路口张望，阅尽沧桑后变得平静的内心里，依然盼着我们去她家。
　　成年之后我已经不再排斥去姥姥家。我从那个历史厚重但有些狭小的黄堡镇搬到了铜川市里，又从铜川市里迁到古城西安这座大堡子，成了这座千万人口、新兴国际化大都市的一员。工作紧张而忙碌，难得有时间回铜川。逢年过节回去，遇上哥哥，他一定要我和他一起到姥姥家去。我们不再需要忍受村村通面包车的等待与逼仄，更不需要走路，哥哥有他的私家车，这是他换的第四辆车。
　　现在去姥姥家容易而和姥姥相处却难，最多一天半天的工夫。人生事业和亲情有时难以两全，为了我们国家民族和个人成长，我们要不忘初心，砥砺奋进，有时候不得不牺牲掉和亲人相处的时间。姥姥虽然没有文化，但她理解并支持我们。
　　我的姥姥傅金香去世是在今年春上。她以91岁高龄、全村最长寿老人的身份逝去，走得异常平静，没有痛苦。
　　哥哥问我，今后我们还要再去姥姥家吗？
　　我说，当然，为了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为了看到中国农村日新月异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