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上级为丁瑞生颁发的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留念。
    1949年丁瑞生、申玉兰夫妻在西安。

   小时候，经常听父母亲给我们讲当年参加抗战的故事，至今记忆犹新。
    1937年8月，年仅17岁的父亲丁瑞生，在韩城县城一家药铺当学徒。一天，他听街道上的人纷纷议论：“东洋鬼子在卢沟桥发生事变，要大举侵略中国了。”这些议论冲击着父亲幼小的心灵。那时，八路军到韩城南原芝川一带的消息迅速传到县城，父亲听人说，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过黄河去杀日本鬼子，心里就萌发了参加八路军的念头。一天早晨，父亲悄悄地找到县城八路军总部监护连驻地，见到指导员后提出要求参加八路军，过黄河去打日本鬼子。指导员看父亲态度坚决，让他登记后听通知当兵。后来祖父知道了此事，因为父亲是独子，不让他去，但父亲凭着犟劲跟着八路军120师（师长是贺龙）从芝川口东渡黄河，奔赴到了山西省庙前村的抗日第一线。
    1943年夏天，父亲跟随的部队，接到任务要打掉可岚县（山西境里）一个日军操纵的伪军据点，他所在排的任务是阻击鬼子援军。战斗打响后，敌军援军果然赶来援助，八路军立即阻援。当时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只听耳边子弹的“嗖嗖”声和炮弹的轰隆声，战士们顾不了许多，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战斗中去……父亲使出全身力气，不停地向敌阵摔手榴弹。就在这时，父亲举起右手摔手榴弹的一瞬间，忽然觉得手头一热，有点发麻，也没在意，继续战斗。待战事稍松的间隙，感觉右手开始剧烈的疼痛，仔细一看，全手是血，食指、中指、无名指全都受伤，其中中指已断，断掉的中指早已不知去向。虽然经过医治，但还是落下了右手残疾的后果。这是父亲参加抗日后的第一次负伤。
    到了1943年秋天，父亲受组织派遣，到“陕甘—晋绥”联防兵站工作，担任管理员（即所长），由延安兵站部直接领导，主要承担解放区与延安之间的交通联络和党的过往干部的护送任务。在此期间，父亲曾参与了刘少奇、叶剑英等中央主要领导的护送任务。在护送刘少奇时，是一个隆冬的傍晚，北风呼叫，寒气逼人，从绥德兵站来了一小队军人，全身穿着灰色军装。一位战士指着前面的人告诉父亲：“这位是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同志，我们今晚要在这里过夜，一定要保证安全。”当晚在一个窑洞里休息时，刘政委坐在炕沿上与父亲亲切地交谈起来，给父亲讲抗日形势，讲革命必胜的道理……使父亲更加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1947年5月，在攻打蟠龙的战役中，父亲正率领兵站人员在战场上抢抬伤员，突然敌人的一颗炮弹落在他身边爆炸，顿时弹片横飞，烟雾弥漫，他应声倒下，不省人事。到战地医院后，才知道是弹片从父亲的头顶飞过，将头皮划破了几道又深又长的血口子，真是危险极了，侥幸保住了一条性命。这是父亲二次负伤。
    就在父亲二次负伤前的1945年4月，在后方韩城的母亲，知道父亲在陕北抗战的消息后，冒着生命危险，历经艰难曲折，穿过层层封锁线，在兵站找到了父亲。到部队后，母亲换上了军装，并被编到家属队伍中，开始在炊事班做饭搞后勤；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母亲又到黄龙军区医院当了护士，为抗战后期贡献力量。由于母亲工作表现突出，积极要求进步，于1949年3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父母亲先后参加了筑路、架桥、援藏等建设工作。1958年，父母亲响应党和政府号召，解甲归田，支援农业生产。后来，父亲在落实政策中转为离休干部待遇，母亲一直是农民身份，直至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