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每年六月初关中西府麦子黄了的季节，村子里就会出现三三两两或者十多个头戴草帽，身背镰刀的人。村子里的人都管他们叫麦客，意思就是替人割麦的异乡人，他们全是来自几百里以外的甘肃陇东、平凉、庄浪一带的人。
    记忆中，这些犹如追逐花期的麦客，随着麦田的渐次金黄，他们一路从关中东边的渭南、咸阳赶场到西府的宝鸡。他们的装饰十分扎眼，个个衣衫褴褛，头戴一顶被雨水浸染发了黑的草帽，一身灰黑色的粗布衣裤，一把镰刀勾着一个化肥袋子，搭在肩上，袋里装着一件烂黑棉袄、一床看不出颜色的薄被或破毡，全身黝黑，袒露的胸脯变成了古铜色，没一个胖一点的，前心后背和裤腰处浸满了层层汗渍，脚穿一双草鞋或是黄胶鞋，这就是当年麦客们的全部行囊。
    那时正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初期，村子里人少地多，平均一口人二亩多地，一户平均种十多亩麦子。经历过挨饿年代的乡亲，更是在种地时把角角落落都种足了，家家户户实际的种植面积要比小队花名册上分到户的面积都要大些。但那时候，并非家家都会雇佣麦客的，雇佣麦客的一般都是村子里有钱的或是男人在外工作的人家。
    麦收大忙时，村里的小学每年都会放一周的忙假，父辈们一般都会给放假的男孩手里塞一把镰刀，跟在大人后面一起去黄透了的麦地虎口夺食。我家有一块五亩大的麦田连畔种地的是队长家一样面积的麦田，他家那块地的麦子几乎每年都要雇佣麦客来收割。这次只见雇佣的四个麦客一字排开，顶着烈日，拱着腰，左腿前伸，右手持镰，左手抓麦，嚓嚓嚓，三镰刀下去就是一抱，两抱成一捆。他们干活时，很少说话，随着“嚓嚓嚓”的响声，眼前的麦子一片片纷纷倒地，初天晴的地里湿气大，每个麦客的身后排立着一列士兵般的麦捆子，一捆捆扎得结结实实，大小均匀，整整齐齐的像等待检阅的四行队列，拱着的脊背上，衣衫汗津湿的范围随着身体的前移也在不断的扩展。父亲一声呵斥，我急忙把看得满是惊奇的眼神收回。
    当年那些麦客每收割一亩地的麦子可以得到的收获是——一日三餐外加些许现金。一天三顿饭“掌柜的”管，可话说回来，那三顿饭不是好吃的，但凡经历过收麦的人都知道，正午毒日照头烤，麦行又闷又热，浮灰直往喉咙、鼻孔里钻，手背、胳膊被麦芒扎出一道道血痕，经汗水浸泡，蜇得生疼，直腰的次数越来越多，再弯下去却变得越来越僵硬。正是有过这种艰辛体验，也就深知麦客挣得那点工钱是多么的不容易！何况，他们还要不断地走村过镇，寻找活干，并常常露宿街头或屋檐下。这些微薄的带着麦秆味的汗水钱，他们一分也舍不得花，因为这是家里种地用的花肥钱、孩子上学的学费、家里日常生活的开销。
    一把镰刀闯关中，黄土高原上的农民用他们粗糙的双手和辛劳的汗水，撰写了一部厚重苍凉的西部麦客史。“麦客”曾经以他们的辛劳，为家乡的麦收帮了大忙，时至今日仍被父辈们念叨着。在联合收割机“隆隆”的吼声中和麦客家乡生活的巨变下，曾经每年如候鸟一般悄然而至的“麦客”，已经消失了多年。“麦客”这种不知起源于何时的社会现象和那一声声带着陇东口音“掌柜的”的叫声，都已尘封在历史长河之中了。在又一个麦收时节写下这些文字，权当是对他们的怀念、感激和祝福。的肉，还分什么高低贵贱。”我竟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