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读书看报这个习惯从孩童起一直坚持到现在，这本来不是件坏事，但一个事情有利也有弊，也算一分为二吧。读书看报一多很伤眼睛，要不那些个大知识分子个个都架一副一千多度的近视镜。在知识贬值的年代他们被人称为“四眼”或冠以瞎子的绰号。这倒也没什么,瞎子就瞎子呗，人家有知识嘛。在重视知识的年代就吃香了，成了社会的宝贵财富。
    我却不然，我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永远都不属于知识分子范畴。我的读书看报纯粹是看闲书。人常说：“看闲书掉泪，替古人担忧”，在社会上被冠以书呆子的雅号，是被视为没本事没能力的那一部分人。你想我们这些人走到哪个机关单位只要桌上有报就翻动得哗哗响，有书就想借走，也真够烦人的！难怪不受人欢迎。
    为了避免大家的讨厌，我就尽量找一些不影响别人的地方看报。有吗？当然有。例如原先文化馆的阅览室和某些机关大门口的读报栏。上世纪六十年代黄陵文化馆有个叫杨兴中的干部，清清瘦瘦的，说着一口河南口音的普通话，是一种带有磁性的很悦耳的男中音。上学时每个假期、工作后一有闲暇，我都抽空到文化馆看书读报。但我并没有和老杨搭过话，也不知他是否当过文化馆的领导？只知道他非常敬业，除了管理日常工作，能画能写多才多艺，每逢节日他还主动搞个灯谜什么的。
    有一年中秋节猜灯谜出的题全是我在报上看过并抄在本子上的题，所以我一猜一个准。奖品我记得是柿子和铅笔。忙得我猜一条，两个弟弟就领一回柿子，领的柿子装了满满一篮子，铅笔也领了一大堆。当然也有我自己想到的，比如“愚公故居”打一成语，我就想到愚公故居门前山还未移走，就猜了个“开门见山”竟猜中了。文革前夕杨兴中调走了。时隔几十年我还记得他的儒雅风度和清瘦面容。而今他还好吗？也不知他现在身居何方？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负责图书馆阅览室的是对工作极其负责的田文玉老师。她一个人负责几十种报刊书籍的整理、分类、借阅工作，附带打扫卫生。每天到阅览室都是非常整洁的环境，都能看到最新的报纸和刊物，令我这个酷爱看报的人感到非常幸运和感激！
    那时邮局的工作人员也比现在的负责多了，营业室大门前的读报栏里《人民日报》《陕西日报》等报天天换，非常及时。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黄帝陵前的红烛》那篇文章的“燕舞杯”征文消息就是在邮局门口的读报栏中看到的。文章发表后，身在延安的黄陵籍老作家裴积荣曾来信问我怎么知道征文消息的？他说连专门写散文的史小溪都不知道，你咋知道的？我回信说，我是从邮局读报栏看到的。那时候没有网络，想知道征稿消息读书看报也许是最好的途径。
    到了新世纪我却落伍了。因为年轻人都会电脑，能看、能写、能投稿，在网上轻轻松松就搞定了一切。快捷且方便。而我不会电脑，还是抽空到图书馆看书看报。开始几年报纸还能按时上架，后来就成了一大堆报纸放在桌子，我看报纸时总是小心翼翼地一张一张慢慢翻阅放好，怕弄乱了给人家添麻烦。这个时候我就再一次想起已故的田文玉老师，她一个人工作咋能那么认真负责呢？难道科技进步了，人的负责精神反而退化了吗？
    邮局门口早已没有了读报栏，原先满街的售报亭不知为何取消了？唯一一个出售书报杂志的窗口也不知为啥撤了？我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并不想因个人的喜好和任何人结怨，只是表达一个读者，一个百姓的想法而已。因为读书看报的习惯已经深入骨髓，今辈子恐怕改不了了。因此颇费精神，眼睛也高度近视了，但我却以此为乐，这也许就是我的宿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