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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李光耀感召华夏人
——近访原陕西日报公交部主任、高级记者岳安民
    岳安民著作的部分书籍。
    岳安民在陕西农村网演播厅接受采访。
    岳安民

    本报记者 陆文杰 孙丹 孙佩婷 王艳茹
    2015年3月23日,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逝世,惊动世界!也拨动了本报以及所属陕西农村网新闻敏感。因为陕西日报传媒集团有位退休的高级记者,写出一部字数18万、图片229幅的专著,名为《圣杰李光耀》。这位高级记者就是原陕西日报公交部主任岳安民。
    72岁的岳安民,出生于河南省新郑县,从事新闻工作40多年,1995年就被授予高级记者职称。他在新闻采写之余,从未间断文艺创作,在中央级报刊发表文艺作品20多万字,还先后参加编著了《吴堡旧貌换新颜》、《洪流丛书》、《中国游记辞典》、《西北改革十年》、《征途》等书;独自创作了《第五十七个民族》、《过河卒》、《卓卓闯进美国硅谷》、《运河中秋月》、《本报讯》、《爱河》等著作。
    1976年5月14日,李光耀与夫人柯玉芝抵达西安,成为参观秦始皇兵马俑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岳安民有幸全程跟随采访。此后,他千方百计收集资料,数次远赴新加坡,悉心研究李光耀,终于写成《圣杰李光耀》这部影响颇大的鸿篇巨制。
    3月30日,本报特邀岳安民做客陕西农村网,聆听他孜孜不倦的创作故事,感受他对李光耀的特殊情感。
    主持人:岳老师您好!欢迎来到陕西农村网做客。您出生于河南,为什么选择来陕西工作呢?
    岳安民:这是一种巧合。我过去在河南农村,是河南农民报的通讯员,也是河南日报的通讯员。我从小就喜欢写作,当时在河南日报发表的第一篇稿子,是在1964年10月16日,题目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来又当兵,在部队是一个通讯员,在《解放军报》,《人民军报》等发表过文章。1968年,部队选调我到陕报社工作。
    主持人:您在报社工作这么多年,有什么好经验传给我们?您以前的采访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
    岳安民:我觉得作为一个记者要有一双新闻眼,要用记者的眼光去观察这个社会。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要用新闻眼光去观察社会各个方面。新闻工作者要像地质工作者一样满山遍野地跑,要用地质工作者一样的眼光发现新闻,工作性质不一样,但是包含的工作要求,专业素质是一样的,这才能很快发现新闻。新闻眼是非常宝贵的。
    过去写稿子,一般是组织上给线索。我曾去陕北采访,陕北采访条件恶劣,在榆林高家堡遭遇沙尘暴。公共汽车被沙尘暴掩盖到车窗,车内缺氧,后来遇到村上基站的小民兵抢救。在陕北各地采访时,时常遭遇到沙尘暴。在吴堡县采访时,一个车轮胎掉了差点掉入悬崖,那是我第二次遇险。
    主持人:您这次来做客,还带来了你的新作《圣杰李光耀》。据我所知,1976年5月14日,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首次访华期间,特意访问了古城西安。您当时作为其中一位记者,全程近距离的接触到这位领导人,现在还能回想李光耀初到西安是什么样的景象吗?
    岳安民:当时,中国的“文革”还没有完全结束,也没有改变闭关锁国的状态,印象最深的不是见到李光耀本人,而是当时我国还处于生产组织、国际贸易都是封闭的,国与国之间还都不了解。当时新家坡仅仅是一个200百万人的国家,他们的进出口贸易很发达。对于新加坡的经济为什么这么发达,我感到很震撼,后来研究了新加坡的一些发展。
    主持人:您之前去过新加坡吗?
    岳安民:近两年我先后3次到新加坡探亲,居住了4个多月,有机会接触到新加坡的方方面面。我切身感受到,中国目前不仅和西方先进国家有很大差距,和新加坡相比差距也依然十分明显。这些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建设即物质文明方面,也表现在社会管理、国民素质即精神文明方面。
    主持人:您对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怎么看?
    岳安民:我在新加坡四处奔波、观察,亲身体验,对李光耀的光辉业绩、治国理念、哲学思想、高尚情操、聪明才智等敬佩得五体投地。
    主持人:您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
    岳安民:我年过七旬,今年精力不济,打算就此打住,不再写什么了。但是在新加坡耳闻目睹,时不时“职业病”就犯了,手不由己就提笔将所见所闻记下来。我又买回《李光耀回忆录》等有关书籍阅读、研究、学习。回到国内,看到一些干部贪腐成风,道德败坏,一些人素质低下,风气不正,对比十分明显。虽然中国人民的吃、住、行条件有很大改善,但精神文明建设、国民素质与新加坡等国有很大差距。我也去过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中国内地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差距很大。中国一些人有文化没文明、有知识没素质、有教育没教养,令人汗颜。遂决心尽己所能写李光耀的高尚情操,写新加坡的优良环境,写新加坡人的良好素质,以促进同胞们对李光耀、对新加坡的了解和理解,使国人戒骄戒躁,迎头赶上。
    主持人:您觉得新加坡什么地方做得比较好,能有让我国借鉴的地方?
    岳安民:最令我惊叹的,是新加坡的排水设施是那么健全。新加坡雨季几乎天天有雨,大暴雨过后,不一会儿地面便无任何积水,仔细观察,草地、地铁线、公路边、楼房四周等都有大大小小的排水渠,渠上有铁器盖护,小渠水注入几个宽约百米的大型水泥护砌排水渠,流入蓄水池,所以无雨涝灾害之扰。在新加坡祭奠祖先,有专门的废纸炉。现在新加坡华人渐渐形成意识,自己备用焚纸炉焚烧冥币。在建筑方面有预见性的设计,遮阳棚长廊连在一起,通往地铁站、公共汽车站或路口凉亭。急风暴雨,居民可在屋底层或者遮阳棚避雨,烈日当头,可在长廊内纳凉、赶路,免受日晒之苦。
    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员工、机关公务员的工资逐年增加,有些人大袋小袋领工资,既不安全也不方便。李光耀指示科技人员创新出工资卡,广泛应用。交通自动指挥,自动管理系统,金融系统信用卡、员工工资卡以及医疗、邮政、水电、门卫等等,各个行业都智能化管理,新加坡走到了世界智能化的前列,在智能经济、知识经济中打头阵。我们中国如果也能把这种智能化发展到全国各地,我们国家离强国时代就不远了。
    岳安民老师说,现在的记者,在经验交流中极少有人对记者的文化修养进行探索审视。在媒体市场化、新闻工厂化的过程中,记者在报道任务和职业特性的双重压力下,无法顾及自身文化修养,从而引发记者这个群体中出现人文精神的缺失。而老一代新闻人都有一颗侠骨柔情的心,更注重人文精神的培养和塑造。那个年代的新闻人,记者就是文人,文人者,忧天下也。
    他是记者,也是文人,更是一位忧国忧民的思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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