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恒卫

　　不久前回到乡下老屋，帮母亲收拾东西时，一个用红绸布包裹的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揭开红绸布，一台小小的“红灯牌”收音机映入了我的眼帘，也撞进了我的心里。我把它装进衣兜，这台近40年的物件不会再响了，但是，它还是撞疼了我敏感的神经。我的眼睛开始酸涩，耳边似乎又响起了它铿锵的声音……
　　这台收音机是我1983年在甘肃武威市服役时买的。红红的外壳，喇叭部分是黑色的镂空，很别致很精巧，退伍时我把它也带了回来。八十年代初期，这样的物件在农村绝对是稀罕物。邻居家的都是又大又笨重的台式收音机，一个大大的木头框，正面还有两个调台和调音量的大转扭，看起来就和吉普车的车头一样。而我买的就不同了，那么小的机身，调音和调台都在侧面，多一半嵌在机身里，只留一小部分在外面，就像两个小小的耳朵，轻轻一拨音量就会变化。更神奇的是，别看它体积小，但是声音却很大。母亲去厨房做饭，我们在院坝的水泥地面上忙着翻晒玉米，收音机里梅兰芳的声音非常洪亮的传进了我们的耳朵。
　　每天中午我们从田间劳作回来，围在厨房，一边帮母亲做饭，一边听《穆桂英挂帅》或其他连播的书籍。半小时的连播结束后，母亲就关掉收音机，因为那时候的电池一节要一块六，收音机一直开着太费电。在我们兄妹吃饭的时候，母亲就讲述我们没听到的前半部分。而我下午到田间后，休息时又把中午听到母亲讲的转述给其他人。一些乡亲们都称我是“演说家”，我似乎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讲，刚退伍的那段时间，我收获的所有崇拜和羡慕应该说都来自我家的收音机。
　　退伍一年后，我参加市上组织的招干考试。我考取了几十里外的镇上工作，远离了母亲，也远离了我家的收音机。从此成了故乡放飞的游子，归家也是短暂的停留，那台收音机也就慢慢淡出了我的视野。
　　我又用红绸布把它包了起来，郑重地放进了抽屉里收藏，因为它承载了我的美好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