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爱玲

　　如果我说我曾在乡下挂满玉米棒子的房子里做过三四次手术，你一定不会相信。
　　那是一九七三年的冬天，为了给我治病，父亲追着北京来的医疗队到了陕北一个叫转窑湾的地方。那支医疗队每年都要到革命老区巡诊一次，治疗那几年突发的小儿麻痹后遗症。父亲不知从哪里打听的消息，带着我直奔延安。但他并不知道医疗队具体在哪里行医，把我往宝塔山下的旅舍一放，给服务员交代一下，就出去打听了。有时候，父亲好几天才能打听到医疗队的去向，回来把我一抱，风雨无阻地赶过去。
　　赶过去不一定能马上看病，还得排队，我们就在附近找个地方住下来。陕北的冬天冷，父亲每天在外面跑，回来后袜子跟脚趾头冻在了一起，晚上脱的时候疼得龇牙咧嘴半天都脱不下来。好不容易脱下来了，袜子上还沾着血肉。父亲骗我说吹吹就不疼了，我就鼓着腮帮子使劲吹，他微笑着说不疼了，让我觉得自己很厉害。
　　手术的前一天，主治医生会在我的腿上用圆珠笔画出要手术的部位，到了第二天才上手术台。所谓的手术台是村子里腾出的一间厦房，胡基垒就，麦秸泥墙，房顶人字形，上面铺上瓦。我往那张简易的床板上一躺，就看见房顶人字形的中间，一根粗壮的房梁上面挂满了金黄色的玉米棒子，一层层搭下来，甚是壮观。
　　那时候，医疗队缺人手，只有简易床，也没捆绑之类的设施，常常让家长进去帮忙。几次手术后，主治医生已经认得我这个小姑娘了，等我上床躺下，医生就让我唱歌。刚开始，我还兴高采烈地唱红灯记中的《我家的表叔》，可等到一扎上针，就“哇”地大哭起来。那时打麻药不像现在，麻药起效慢。父亲看我哭得撕心裂肺，他也很难受，就说让我咬着牙。我很听话，使命地咬着牙，把嘴唇都咬破了，还是很疼，只好直着嗓子嚎，扭着身子一身汗。这时候，父亲的光头上也是一头汗，一滴一滴地落在我身上。突然，他把头伸过来，说：“实在疼得不行，你就打爸爸吧，打爸爸你就不疼了！”
　　可是，我怎么能打爸爸呢？在陕北，他吃的是从家里带的豆面锅盔，时间长了都长毛了，却天天走二里地为我端回一碗羊肉泡馍。就这样，再疼我都没打过我爸。
　　手术后，我们拿几粒消炎药就回家了。那时班车少，路又不好，父亲就挡拉煤的大车，给司机买煮鸡蛋吃，让他开慢点，这样我的伤口就不会震得疼了。有一次，驾驶室坐不下，父亲抱着我上到了车厢。车厢里是一些大木箱，上面盖着防雨布。半夜下雨，父亲和我蜷缩在雨布下，但雨布是破的，到处漏雨。父亲抱着我挪腾着找不漏雨的地方，折腾了半宿，我却睡着了。醒来时，我发现父亲整个背都是湿的，光脑门上滴着水珠，我的整个身体却在他胸前热乎乎的，包着纱布的那条病腿也没湿。
　　父亲离开我已经整整30年了。每每想起小时候的这些往事，我都心酸得止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