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通讯员 尚田 曹祖庆
    编者按：2017年是“大西安元年”。一年来，西安人从王永康书记不遗余力地推进“烟头革命”、“厕所革命”、“行政效能革命”等“三大革命”中，看到了干部作风、思想观念、城市精神、产业结构、民生福祉的变化。这一年，“奔跑吧，西安”、“店小二”、“五星级服务员”、“不在最好位置睡觉”、“事不过夜马上办”、“擂台赛”等“热词”，高频次出现。所有这些，最终其实都指向一个方向——西安要努力向前奔跑。余秋雨说，西安是一个不能随便书写的城市。如今，西安正像一个新生的青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际遇。2018年，西安火了！西安农民兄弟也按捺不住了，他们要在大西安发展中一展手脚，还要播下自己的一粒种子。正值此时，西安市委书记永康提出办好西安农民节，引导锻造农民，“立德新人”成为中国新式农民。
    一
    长安，即大西安，自古以来就是一座化育万物，成就梦想的城市。
    在广袤浩瀚的星空中，有一颗蕴含着生命的球体，这就是蔚蓝色的地球。从地球北纬30̊~40̊，由西向东依次诞生着四大文明古国，古代的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其中最有影响的黄皮肤中国人，就发祥于黄河流域的最大支流的渭河冲击的关中平原西安地区。
    西安古称长安：应该是自古以来发生在汉、唐等朝代称之为“长安”的这块地方及其附近地区的历朝历代各种文化的总称。它绝不仅仅限于被称为“长安”的那些时期，也绝不仅仅限于地方文化的层面。因为就名称而言，这块地方在汉、唐等朝代称为长安，而最早尚无名称，周代称为丰、镐，秦代是其都城咸阳的一部分，王莽时称为常安，隋代称为大兴，五代至宋元间又有大安、永兴、京兆、安西、奉元等叫法，明清以来称为西安（其中民国早年曾改称长安）。总之，其名称从无到有，几经变化，但它所指的这块地方则亘古不变，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大西安。长安文化就是自古以来以“长安”为标志性符号的这一地域内形成的多种多重文化的概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正是中国文化的代表。
    风追先哲 缅怀先祖创业艰辛
    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在西安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秦岭北麓。西安东南，蓝田境内，公王岭上发现的蓝田猿人距离今天已有115万年的历史。它是整个北半球最古老的直立人。在公王岭蓝田猿人发现的地层中还出土了大量的已经碳化的草木灰，说明蓝田猿人已经学会了使用天然火，它把元谋人和北京人用火的历史连接起来。后来，蓝田人披荆斩棘、筚路蓝缕沿着灞河一路西行，来到浐河岸畔，继而形成了闻名世界的半坡氏族。至此，蓝田人在灞河流域100公里的范围内，完成了从猿人到智人再到新人（今人）的百万年历史的全部进化过程。灞河是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的母亲河。
    半坡人是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时期，仰韶文化的典型代表。半坡古粟、白菜和芥菜以及大批石质生产工具的发现，说明半坡氏族的原始农业已初具规模。在西安市临潼区油槐乡白家村发现的白家人，距离今天已有9000至8000年的历史。这里发现的古粟早于河北武安磁山，更早于西安半坡，应是中国境内最古老的农业实证。半坡时期的原始农业在中国史前时代最为典型，也最具有代表性。远古西安地区就是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史记·周本纪》记载后稷就是周始祖。后稷在武功一带“教民稼穑”，“播种百谷”，甚至把他掌握的农耕知识传播到黄河流域，被舜帝封为农师，赐姓姬氏，号称后稷，是中国古代公认的农业始祖。据《诗经》记载，西周时“五谷”稻（俗称水稻、大米）、黍（shǔ，俗称黄米）、稷（jì，又称粟，俗称小米）、麦（俗称小麦，制作面粉用）、菽（俗称大豆），都已具备。另外，还有各类水果及其他农作物的种植。西周的井田生产规模十分浩大，《诗经》中有“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就是上千人耕作场面的描述。周人饮食更是五花八门，花样翻新，既有钟鸣鼎食之家的称谓，又有“烹鳖炮鲤”之说。
    秦人起于东海之滨，兴于“西陲”之地。秦穆公称霸西戎的先决条件就是雄厚的农业基础。春秋初期，秦国是列国中最先使用铁器的国家。《诗经·襄公》中有“驷驖孔阜”的诗句，这是“铁”字第一次进入历史记载。铁器的使用是农业发展的先决条件。由“刀耕火种”发展到“锄耕农业”，铁犁、牛耕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的先进耕作工具和主要的耕作方式。穆公时期，以“泛舟之役”的船粮解救晋国的灾荒。这应是秦国农业发展、粮食丰裕的集中表现，也为秦人向关东发展，收取人心，做好了舆论准备。
    秦王政时代，风卷残云，统一天下的趋势已十分明显。在韩国水利工程师郑国主持下建成了郑国渠，司马迁说，从此，“关中沃野，无凶年”使关中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天府之国”、“陆海之地”。秦人以此为后方基地，秦始皇统一天下。从此在中华大地上的关中（大西安或咸阳），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
    秦人之所以能统一天下，除雄厚的农业基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具有雄才大略的秦始皇的文治武功外，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是秦人统一的思想理论依据。《吕氏春秋》中《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四篇农学论文，构成了中国古代农学理论的基本体系，是中国传统农业技术著作的开山之作。
    汉承秦制，大汉王朝除对中央集权体制继承、完善外，还表现为对地方制度的更新改进，更重要的是在农业上从理论到实践的进一步继承、再造与发展提升。汉代关中的水利工程、农耕技术都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大汉雄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汉武帝的开疆拓土战争，是大汉雄风的重要标志。它不仅促进了大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融合，而且开通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与传播。张骞的凿空探险精神亦为后人所敬仰。丝绸之路也是一条农业繁荣之路。
    汉武帝朝的农业技术改革是全面的、深刻的。农业技术改革家赵过的代田法、耦犁、耧车广泛而久远地影响着中国古代的农业发展走势，甚至像耧车这样的播种工具，至今还应用于关中周边的各个角落。
    汉成帝时代的农学家氾胜之，通过实地考察、走访、总结关中的农业耕作技术，著成《氾胜之书》。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个人农学专著，形成了经验型农学理论体系。其中“亩收百斛”的单产记录成为关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纪录保持者，也成为后世学者长期研究、探索的目标。
  汉代关中的农田水利，堪称中国古代农田水利的典范。汉武帝时期在郑国渠的基础上修建了六辅渠、白渠，灌溉渭北高亢之地。又接受大司农郑当时建议，修成漕渠，既把关东粮食运往长安，又浇灌渭河以南土地，一举两得。后来，又引洛水修成龙首渠；还在长安以西引渭水修建成国渠。这些纵横交错的水利工程，成为关中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柱，支撑着汉都长安和关中百万人的粮食供应，实在是一个历史奇迹。
  东汉以降，西安地区成为大范围、长时段、大规模的民族融合漩涡的中心地带。经过魏晋南北朝360年间国家分裂、民族融合、文化心理碰撞，农牧区间的犬牙交错、扩缩变化，使西安地区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民俗文化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迁与更新，最终形成大唐气象。
  唐都长安是国际性大都市，当时有世界上60多个国家的使臣、留学生（僧）、民族首领来此交流、学习、居住，为大唐长安文化注入活力。唐都长安城的建筑风貌被称为华夏文化的丰碑。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唐太宗李世民被少数民族公认为“天可汗”，唐玄宗李隆基被后世称为盛世英主。他们把中国古代封建盛世推向了极致。唐都长安是诗的国度，书法、绘画艺术呈现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唐代长安开设了世界上最早的医学校，《唐本草》是世界上最早国家颁布的药典，孙思邈被尊称为“百代药王”。诗人、农学家、陆龟蒙著有《耒耜考》，其中记载的曲辕犁和冀州都督王双翼制造的机械犁同时在关中农田上使用。曲辕犁使中国耕犁从此定型，沿用至今。元朝初年全真道教走向全盛，西安户县祖庵镇重阳宫和全真教祖师王重阳成为道教发展史上的重大里程碑。宋朝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后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行为准则，也是当今社会公认的人生奋斗目标。
  余秋雨：中华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
  世界上关于“文化”的定义有两百多条，太复杂了。首先可以肯定，我们在讲“文化”这两个字的时候，它最原始的意义指的是人的痕迹。我们说马家窑文化、半坡文化，就是说我们在那地质年代中，突然找到了人的痕迹。如果没有人的痕迹，我们就不叫它为文化。人的痕迹当中，最重要的是生活方式，成熟时期的文化是变成了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文化变成了一种习惯，并不是保守，是祖先希望子孙后代比较安全、有序地往前走，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文化是祖先对后代的设计。地理环境决定中华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我们虽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海洋作用没有充分的发挥起来。中原部位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就是农耕文明。还有一个是游牧文明，游牧文明就是草原文明。长城正好和400毫米降雨量的线重叠，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限。我们自己文化的主体还是农耕文明。
  明末清初，陕西兴平人杨屾把农业精耕细作发挥到了极致，使农作物的田间种植由一年三熟发展到两年十三熟，这种立体栽培方法时至今日依然令人拍案叫绝。清朝初年户县人王丰川一篇《井利考》，使关中的井灌事业得到空前发展。此时，棉花的传入也大大地改变了关中的农业布局。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小农经济基本模式初步形成。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农学理论，即把农业生产中天、地、人三者看成是彼此联系的有机整体，在重视人对自然的调控的同时也不忽视对自然的顺应，既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又不违背自然规律。“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小康社会目标格局。
  二
  农民是社会的基石，也是国家的基石，中国历代官员都把重视农业发展作为首要职责，他们积极努力地在遵循着不违农时，默默地做着农民的劝农、养农工作。像上古炎帝教民稼穑、秦李冰父子修都江堰、晋陶渊明的劝农诗、明代遂昌县令汤显祖的劝农节等等。
  423年前（公元1593年），中国明代伟大的文学家、戏剧家，有“东方莎士比亚”之称的汤显祖到浙江遂昌任县令，在任5年时间里，他在春耕季节都要率衙役带着花酒和春鞭，举行“班春劝农”仪式，并奖励农桑，劝农勤作农事。由此，“劝农”成为每年春天县衙鼓励春耕生产的一项重要活动，使遂昌的农业生产有了长足发展。汤显祖勤政爱民，兴教劝农，深受百姓爱戴，并在这里酝酿创作传世佳作昆曲《牡丹亭》。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任省委书记期间，曾两次考察遂昌，反复叮嘱要保护和挖掘好汤显祖文化，并在2015年10月访英期间倡议中英两国共同举办汤显祖——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纪念活动。
  班春劝农是再现400多年的明代农耕文化的场景。万历二十一年的春天，汤显祖从徐闻典史量移遂昌知县。在他一生15年从政生涯中，最为辉煌的时光是在遂昌度过的。当时的遂昌是个浙西南的小县，处于万山溪壑之中，赋寡民稀，虎入民舍，时有盗贼出没。他仁政惠民，泽被百姓。到任后即拜谒孔庙，走访士子，兴建书院和射堂，创建“尊经阁”，重建启明楼，振兴教化；勒杀盗酋，剪除虎害，整顿治安；他抑制豪强，公平赋税，收齐了豪强的陈年欠租；还“除夕遣囚”和“纵囚观灯”等，折射出人道主义的光芒。特别令人称道的是他重视农桑，亲自下乡班春劝农，给农民插花、赏酒，奖掖农桑，鼓励农耕；他在遂昌任上将劝农写进了《班春》诗：“家家官里给春鞭，要尔鞭牛学种田；盛与花枝各留赏，迎头喜胜在新年。”《牡丹亭》第八出南安太守杜宝下乡劝农的欢乐情景，便是汤显祖遂昌劝农的传神写照。
  经过汤显祖几年德刑兼施、宽严相济的治理，遂昌赋成讼稀，社会安宁，百姓和乐，呈现了“琴歌积雪讼庭闲”，“市上无暄少斗鸡”的升平景象。汤显祖也得到了较好的官声，“一时醇吏声为两浙冠”。在汤显祖看来，遂昌俨然是东晋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他将遂昌称为“仙县”，他自诩“仙令”。诚如他在《牡丹亭》描写的清乐乡一样：“山也清，水也清，人在山阴道上行，春云处处生。官也清，吏也清，村民无事到公庭，农歌三两声。”
  2014年7月21日上午，现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原丽水市委书记）专程到遂昌县调研挖掘弘扬汤显祖文化工作。
  王永康强调，汤显祖不仅是遂昌的文化品牌，更是丽水乃至浙江的重要文化代表，要进一步做好汤显祖文献、艺术作品、研究成果的收集整理，不断丰富纪念馆馆藏，继续办好学术研讨会和艺术节，真正将遂昌打造成为汤显祖文化研究中心。要将挖掘弘扬汤显祖文化与旅游发展、城市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相结合，进一步扩大“诗词之旅”、“汤显祖文化之旅”的影响力，在城市建设中突现汤显祖文化元素，推出更多汤显祖文化系列衍生产品。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劝农节”经要之一
  打造汤显祖世界文化品牌
  近年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热的兴起，人们更加重视汤显祖文化的研究。遂昌作为汤显祖主政和《牡丹亭》的原创地，一直就是中外“汤学”专家、学者寻访遗迹，搜集史料，进行各种形式研究活动之地。同时遂昌县依托“汤显祖世界文化名人、《牡丹亭》世界文化名著、昆曲世界文化遗产”，全力打造汤显祖这一世界文化品牌，培育文化竞争力。
  1985年，在汤显祖诞辰435周年之际，遂昌出版了专集《遗爱集》，并在妙高山、独山等处先后建起了“遗爱亭”。1995年，建成了“遂昌汤显祖纪念馆”，现已成为当地传播和推广汤显祖文化的中心和基地。2001年8月，遂昌举办了中国汤显祖研究会首届年会，先后出版了《汤显祖研究在遂昌》等。2004年5月，创办了全国第一本以汤显祖研究为专题内容的学术刊物《汤显祖研究通讯》。2006年，制定出台了《遂昌县汤显祖文化发展规划》，并举办中国遂昌汤显祖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戏曲学会汤显祖研究分会成立并驻会遂昌，建成了中国汤显祖文化网。2009年，成功举办了汤显祖文化劝农节。2010年，举办“班春劝农”节，融入生态文化理念，在仪式上赠原生态谷种，发行遂昌县首张金融旅游名片卡――“牡丹·遂昌卡”和组织群众排演婺剧版《牡丹亭》等活动。
  更加令人欣喜的是遂昌打造汤显祖文化品牌臻于成熟，2016年与英国莎士比亚故乡斯特拉福市联合举办大型“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纪念活动”，地处青山绿水之间的“仙县”遂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打开一条国际文化交流的通道，把中国的汤显祖文化传播到西方。
  “劝农节”经要之二
  遂昌培育“原生态精品农业”
  2010年3月25日，一场源自400年前的“班春·劝农”活动在浙江省遂昌县石练镇淤头村隆重举行，这也是全国首个农耕文化节。在当天的班春劝农典礼上，遂昌全县农村的十多个地方特色原生态农产品集中展示，为“劝农”赋予了新意。
  由这个活动开始，遂昌的春耕备耕大幕拉开，全县千名干部下乡“劝农”。遂昌“劝农”主打“原生态”，倡导农产品生产种不施化肥、不打农药，不喂激素、添加剂。
  班春、劝农，打造原生态县域品牌，培育“原生态精品农业”，是遂昌基于自身生态、农耕文化比较优势，而作出的一项顺势而为的举措。遂昌县委书记葛学斌表示，此举就是要赋予传统文化以时代气息，赋予新时期三农工作以文化内涵，让“三农”工作充满活力，从而走出一条差异化、特色化的原生态农业发展之路，以此实现生态受保护、产业得发展、农民得增收的目的。
  保护生态、劝导原生态农业生产、倡导“健康、快乐、休闲”农业，遂昌，这个汤显祖笔下的“仙县”正把“劝农”遗风发挥得淋漓尽致，焕发出无比的生机与活力。2009年以来，遂昌出台《原农产品培育三年行动计划》，又在全省率先以人大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加快原生态精品农业建设的决定》，全力打造原生态县域品牌，以原生态的环境、产品参与区域分工合作，提升竞争力。农民也自创农产品诚信联保机制，以此实现“守土”。还专门出台原生态农产品生产技术标准，确保品质。全县已建成30个不施化肥不打农药，不喂配合饲料、激素、添加剂的原生态农产品生产基地，2009年直接生产销售收入1800万元。
  发展原生态农业，打造原生态县域品牌，让农民知道了什么是好东西，并且能让好东西卖出好价钱。此举也激活遂昌乡村，激活了生态、文化元素，并成为遂昌后发崛起的优势所在。发展原生态生产成为了遂昌农民的自觉行动。与原生态产业培育紧密相连的休闲旅游业也呈井喷式发展，旅游接待人数和收入两项增幅连续4年位居全省26个欠发县市及丽水市各县市区首位。农家乐乡村休闲旅游业连续两年获得全省考核一等奖。全县有43个村直接从事农家乐休闲旅游开发，占全县农村数的1/9，开办农家乐203户。仅去年一年农家乐共接待游客46万多人次，收入2622万元，增幅同比增60%、127.6%。同时带动农产品销售收入2000多万元。
  “劝农节”经要之三
  遂昌农民从“非遗”中“淘乐”
  2010年3月23日傍晚，在遂昌县石练镇上街村文化示范户周金兰院子里，村女子十番乐队成员正在一起演奏十番，悠远的十番丰乐让村内的十多位“粉丝”陶醉。这个隔三岔五就要上演一次的乡村文化派对，已整整坚持了3年多时间。
  这些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时整理出来的。”周金兰说，他们从80多岁的老艺人赖喜能那里学会了昆曲十番表演，并组建了这个女子十番乐队。古朴典雅的昆曲十番让这些泥腿子也倍感兴趣。仅去年，就应邀外出表演20余次，为了满足“市场”，现在队伍已扩建到20人。这不，县里刚举行的“汤显祖文化“劝农节”，姐妹们又准备好好“秀”上一把。
  遂昌民间传统文化底蕴深厚，从2007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结果可见一斑。当年，遂昌文化部门组织了450位普查员，历经半年时间，对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地毯式搜索，共普查出18大项2000余小项3万多条非遗线索，涵括手工艺、杂技、美术、民间文学、音乐等。不让绝活成“绝唱”，遂昌对每一项“非遗”线索都进行详细的文字存档，其中100多项还有了完整的影像记录。
  这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线索怎么用，遂昌的办法很简单，也很管用，让“非遗”成“活”的遗产，“动”起来，让群众参与演起来。常态化的文化节庆活动激活了百姓精气神，民间文化“百花齐放”，依托这些“乡土味”极浓的节目，遂昌已经举办了十多个以乡村为单位的文化节。在3月25日举行的首届浙江省民俗文化保护传承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就对遂昌做法大加赞赏，认为遂昌保护民间文化的做法值得全省推广。
  非遗线索成了乡村群众的文娱“宝库”。依托非遗线索库，遂昌各村已建起民间表演队两百多支，在群众的自娱自乐中，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弘扬。其中遂昌十番、高坪茶灯、遂昌车龙、黄沙腰马灯、王村口花鼓戏、濂竹剪纸、茶园艺术等20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建立了传承学校，进入了课堂。仅列入“国遗”的遂昌十番就有两个传承学校、一个传习基地、一个昆曲古乐坊、两个古戏台，包括老、中、青、少儿、女子等6支表演队，300多人都能熟练表演昆曲十番。
  为让非遗线索让群众随时取之可用，遂昌把“非遗”资料分乡镇、分项目类别进行整理归档。县里有“总账”，乡镇文化站也有各自“明细账”，每个村村落的文化遗产都一目了然。
  “以前夜生活太单调，一空下来，大家就是靠搓麻将、打牌消磨时光。现在大家把老祖宗的东西全部搬了出来，比玩麻将有意思多了，大家开心不说，还学到不少本领。”焦滩乡独山村民叶光华说。
  “劝农节”经要之四
  遂昌打造“中国洁净乡村”
  伸手拿出隐藏在绿化带中的果皮、纸屑，清扫路面上的灰尘……3月19日上午，在遂昌县妙高镇北溪村一段1里多长的道路上，县委书记葛学斌、县长张晓强正一丝不苟地与镇村干部一道清洁道路和绿化带。
  当天，一场名为“微笑遂昌、洁净乡村”全县大行动在遂昌乡村各个角落全面开展，全县5万多干部群众齐动手清洁“家园”，致力打造“中国最洁净乡村”。
  23万人口的山区小县，依托生态、文化比较优势，致力建设长三角休闲旅游名城、打造“原生态”县域品牌。遂昌以“硬环境景观化，软环境人文化”为要求，全面开展“洁净乡村从我做起”、“文明习惯从点滴做起”大行动。并每年投入不少于1千万资金，通过三年努力，建成全部20个洁净乡镇，7个洁净社区，80%洁净村庄，80%洁净家庭。
  为此，遂昌制订了详细的洁净乡村量化评分考核细则，总计11大项59小项，大到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小至河道、池塘水面有无漂浮物等都属督查考评范围。为确保活动取得长效，遂昌还首次将“洁净乡村”建设纳入领导政绩考核。保乡村洁净是政绩、促乡风文明也是本领。县委书记葛学斌表示，遂昌主打“快乐、健康、休闲”旅游品牌，赏心悦目的洁净环境则是基础保证，为此大张旗鼓地推进“洁净乡村”建设，就是要在保洁长效上做文章，让洁净乡村、原生态田园风光成为遂昌旅游的又一“金字招牌”，以此实现悦已、悦人、富民。
  海拔1200米的高坪乡桃源村黄墙瓦黛，石板路的村道古朴清洁，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原来仅百余人的小村已建起污水处理池和40多个化粪池，配备了5位保洁员，还组建了涵括老、中、青、少四代的环保志愿者队伍。村支书黄久富形象地表示，农村洁净好比走亲戚，家里干净了，来得客人就多，家里邋里邋遢，亲戚也不会想来。依托洁净村庄和万亩杜鹃长廊，这个高山偏远小村，办起了20户农家乐，户均年收入两万多元。“以前总觉得，山区农村就是‘脏、乱、差’代名词，在遂昌农村，却让自己改变了偏见。”上海游客王学明说，两年多来跑了珠村畈、三井等十多个山村，看到不仅是秀丽风景，感受的不仅是淳朴民风，还有整洁乡村，真是赏心悦目。
  好环境也能成就生产力，乡村洁净创建积极性高涨。目前，已有11个乡镇110个行政村和妙高镇7个社区申报创建洁净乡镇、洁净村庄和洁净社区。391个村都有清洁队伍，还涌现了200多支民间环保组织，志愿者人数达两千多人。
  三
  凤凰涅槃 西安农村美丽如画
  西安是中华民族的文明摇篮。西安农业，浴火重生。新中国成立以前所未有的集体化、合作化道路形式呈现出勃勃生机。1953年~1957年西安市进行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生产合作社体系，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土地由农村个人私有转变为集体所有，改变了生产资料私有制。1958年~1978年全市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1979年西安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可以使用、经营、支配。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经济形势和社会面貌。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建立了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及时在农村推行了村民自治制度，广大农民依法行使着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权利。
  明确“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推出系列深化农村改革发展政策。2004年，出台了对农业生产者进行直接补贴的重大政策措施。扩大公共财政对农村覆盖的范围、增加对农民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内容，农村饮水、电网、道路、沼气的建设得到明显加强。2006年，彻底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和屠宰税等农业税收，这不仅对减轻农民负担，而且对调整国民经济的分配格局都具有重大意义。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逐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农村普遍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这些措施保护了农民的利益，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实现了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好局面。“三农”发展呈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新态势，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求成为新目标。2017年，西安市农业产业增加值达到184.41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6%，粮食产量203.58万吨，绿化造林3.76万亩，发展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171家，落实产业扶贫项目1031个，休闲农业接待游客2350万人次，实现经营收入510亿元，农产品安全保持全国先进水平。
  地鼎长安 乡村振兴宏图大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安农业农村经济加速驶上“快车道”，1200万大西安儿女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服务城市、富裕农民、优化生态”为目标，以深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应用步伐，深入开展脱贫攻坚工作，提升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让农民群众的钱袋更充实。全市目前已建成各类现代农业园区409个，园区数量在全省排名第一，走出了园区建设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路子。全市园区建成面积达到48.2万亩，占全市耕地面积的13.49%，高出全省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广大农村农业经济经营方式异彩纷呈，农业产业化、农业精细化、农民职业化，城乡一体化，日益成为当代农业发展的新趋势。
  农业科技的广泛应用归根结底还要靠农村的“能人”。在专业人士的带动下，西安市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坚持开展高级职业农民认定、培育、培训。2017年，全市申报省市农林科技项目27个，培育新型职业农民2162人，完成目标任务的144.1%，认定高级职业农民65人。随着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农民收入呈现持续快速增长势头。2016年，西安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191元，增长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和实际增速均高于城镇居民0.6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由上年的2.36降为2.3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农民收入增速连年跑赢城镇居民。
  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察时指出：“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要扎实推进特色现代农业建设，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果。“扎实推进特色现代农业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察重要讲话中“五个扎实”的核心要义之一，也是西安经济实现转型升级，跨越发展的重要支撑。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永康同志指出：“要抓好‘三农’，围绕农民增收这个中心，发展农业现代化建设，拉长链条，做强品牌。”当前，西安要不断整合地方优势农业资源，坚持以“特色发展、产业发展、错位发展”为指导，以各区县农业布局现状为基础，推进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进程，努力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为现代农业高效的产业化道路奠定基础。
  四
  制礼固本 农稳安天下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中国既是礼仪之邦，又是农业大国。必须创建农民节，制礼固本、农稳安天下。
  中华传统文化有系列“纪农协功”的传统礼俗，从殷墟甲骨文包括同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有关资料所知，在商代就已形成农作之礼“耤田礼”。公元965年，宋太祖赵匡胤在当时的京城汴梁（开封）颁布圣旨，将“二月二”和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联系在一起，增加了“龙抬头”的内容，使“二月二”成为以求雨和祈求丰收为主的节日。农谚曰：“二月二，龙抬头，春雨下得满地流，一年吃穿不用愁。”
  在西安地区有高等学府63所，其中涉农学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有10多家农业科教单位，聚集了农、林、水等70个学科近5000名科教人员，被誉为中国“农科城”。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后稷奖的评审为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及涉农产品迅速占领国内外市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仅2016年，西安市农业就主推品种和技术60多项。近几年，每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参会人数都超过130万，其中90%以上是农民、农村基层干部和农业企业。组织开展的（中外）农民创业论坛、农业实用技术讲座和专家咨询活动。因此，在西安设立农民节日，正当其时，是民心所向，党心所向，更是农民心之所向。
  2017年3月初，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陕西代表团代表、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向大会提交建议：将农历二月初二设立为中国农民节，并提议设立中国农民节国家奖项，每年重奖为“三农”作出各类贡献的农民，借此引导锻造农民，“立德新人”成为中国新式农民。为了更好地在全市营造敬农、爱农、助农，关注“三农”的良好社会氛围，西安市将于2018年3月18日（农历二月初二）在高陵区举办西安市首届农民节活动。首届“农民节”的主题是传承农耕文化、发展现代农业，敬农爱农助农、推进乡村振兴。首届“农民节”将产生十个系列“十佳”。西安首届“农民节”将是首届世界西商大会、首届全球硬科技大会后，西安城市品牌的再次提升与创新，助力大西安大发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新旗帜和总抓手。西安率先设立“中国西安农民节”，是立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响应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作出的重大决策。设立“中国西安农民节”，进一步调动全社会的力量，着力推动农业结构性改革，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推进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全面激活市场、要素和主体，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的需要，解决好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通过西安率先设立农民节，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把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增强忧患意识，珍惜粮食，尊重农民，记住乡愁，争当职业农民，率先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