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智奇/文
    中国的社会，正处于一种改革和开放、实验和发展、再造和重构之中，风险与机遇、传统与现代、前进与倒退，共生并存地扭结在一起。人世间的矛盾与纠葛、纷乱与沉重、悲悯与血腥使灵魂在阵痛中自省、清醒、掘起。
    安黎的长篇小说《时间的面孔》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点。这是一部表现中国21世纪之初人世间的纷乱和沉重的作品；这是一部表现忧国忧民的灵魂在社会的变革中，不堪重负的痛苦呻吟的作品。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一个时代的生活情景，情感样态。作品中跳动着一颗不甘沉沦和泯灭的心,充盈着一股强烈的担当意识、拯救意识，然而又不知道如何担当？如何拯救？在面对危及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事件和情境中，作者怀着极大的悲悯情怀、仁爱关切，站在同情和理解社会最底层劳苦大众的立场上，批判了假、丑、恶，赞扬了真、善、美，给伤痛的灵魂以慰藉。
    中华民族在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中，理想、道德、文化、价值观发生了失落、失衡、失重，市场经济使人欲望燃烧，物质涌流使人精神空虚，以权代法使许多环节失调，血污的现实令人窒息，迷茫的灵魂找不到回归精神家园的路。安黎站在精神自由、思想独立的芳泽之地，发出了悲怆而绝望的痛苦呐喊。这是一部用深刻的生命体验来表现社会问题的现代先锋小说。《时间的面孔》的先锋性，是作者借用现实生活的真实酵母发泄主观心灵痛极骨髓的人生悲剧感和悲剧性的人生观。作者在社会历史的巨变中，写“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的荒诞与无奈。作品中的人物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然而他们生活在落后、愚昧、贪欲、自私的本我之中，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步伐和节律携裹着他们，希望走向文明的未来，但是思想意识的独立性，民族文化传统的独立性，旧的习惯势力，使这种历史性的文明期盼与人性、人格、人权发生了强烈的冲突。这种落后与文明，救赎与扼杀的二律背反，构成了这部小说在表现人类社会在历史前进中的时代主题，对人类社会精神性的叩问、质疑、实验和探索，使这部充满迷茫、困惑、痛感、孤独的小说散发着一股现代先锋的光色。
    这是一部具有主观浪漫色彩的讽喻小说。情感的真实与现实细节的极度放大，人物性格的真实与主题表达的虚构，艺朮情景的规定与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冲突，在主观浪漫抒情的层面上肆意扩张。立足于真实的生活感受，真实的情感体验，用一种放大了的、夸张的、虚构的、铺陈的、肆意渲染的手法，强调一种病态社会现象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极大伤害。极尽扩张、漫延、强调、渲染一种对社会现实生活现象的认识、思考，把对社会人生的思考用一种极端化的铺排情绪推向典型化的程度，给作品涂上一种感人的客观诗性化的色彩。
    陕西省是一个农村题材创作的大省、强省，从柳青、王汶石，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邹志安、京夫……到安黎，这是一支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农村题材创作水平的队伍。在这支队伍中，出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两个营垒。安黎属于现代主义创作方法营垒中的一员。在这个营垒类中，有爱琴海、寇辉、伊沙、陈泊辰等人。正因为安黎他们这些作家的存在，陕西的文学队伍建设，才出现了一个传统与现代、再显与表现、写实与象征相映相衬、相互呼应、相依相存、相得益彰的健康局面。
    安黎的《时间的面孔》，以他特有的语言叙述方式，表现了中国当下农村变革中的社会世相、人生百态图。塑造了大林、小林、三妈、刘奇、李甜甜、康圆圆、富贵、立本、拴虎、项文化、项省长、叶丽华、拉兹等一群人物形象。在性格各异，形象不同的背后，安黎把笔触伸向剖析中国农民的自私、狭隘、狡黠、算计、野蛮，公安、检查机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这是一部怀着忧国忧民的悲愤情怀，无情揭露和鞭挞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重重矛盾和弊端的针砭小说。
    这是一个人性与兽性、残酷与温情、文明与野蛮相依共存的历史时期，表现人性之美，品德之高，精神之洁，是时代赋予有追求的作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安黎在他的《时间的面孔》中主要通过金钱对人的诱惑，权力对人的异化，情欲对人的扭曲，来表现人性在追求真、善、美的旅途中艰难前行的斑斑血迹。
    这就是《时间的面孔》为我们提供的一幅中国目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世态百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