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智奇/文
 
    历史小说，是历史与小说的二元融合，首先是历史，然后才是小说，它需要史的品质，诗的情感。它是文献逻辑向审美表达的形象转化，是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历史的真实是指历史背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精神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指在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作者还原历史人物，诗化历史情境，虚构历史心理、意绪、氛围、艺术形象，给读者以审美共鸣和生活的启示。杨焕亭先生历经六年，呕心沥血创作的《汉武大帝》就具有这种审美效果。
    他在尊重历史，从史实出发；还原历史，从生活出发；重温历史，从情感出发；追求文学，从心灵出发；追求审美，从形象出发；追求诗性，从神思出发的前提下，以一种诗人的激情和史家的理性，站在历史唯物论和艺术审美论相结合的立场上，以宏阔雄健的笔触，把历史的评价和审美的评价有机结合起来，艺术地再现了汉武帝时代改革与保守，清廉与贪污，勤政与枉法的政治斗争；形象地表现了宫廷内部家族血缘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冲突；全面地展现了大汉盛世时期的历史风貌，诗意地传达了我们这个民族在封建帝王的专制统治下，人性历练成民族精神的艰难历程。作者以其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深厚的文学素养，站在二十一世纪初叶中国历史小说创作的高地，在崇高与卑贱，善良与邪恶，君主与臣子，皇权与政治，历史与现实，战争与和平，感性与理性，爱情与阴谋之间，寻找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统一，历史的精神与人性裂变的统一，给中国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百花园里增添了一束喷霞吐露的艳丽新葩。
    这是一部具有史诗品质的文学作品，作者以诗人的激情，飞扬的神思，充分的历史知识准备，文学的审美诉求，拥抱历史的巨子——汉武帝。这是两个时代精神、两种历史观念、两个生命主体、两种人文气质相近、相吸、相通、相亲、相敬和互相叠加，互相选择；这是历经两千多年，茂陵上空的流云、飞鹰、草木花香、魂灵王气在一个书生笔下的文字融合和聚笼。杨焕亭先生长期生活工作在咸阳古都，他化历史为艺术，化文献为情境，化史实为审美，站在描人、写心、抒情的文学审美基点上，用宏大叙事的手法，表现了汉武帝刘彻开创中国帝国时代的历史风貌，写出了历史的“这一个”人物形象。
    刘彻，在作者的笔下是一个心胸开阔，足智多谋，高瞻远瞩，善于纳谏，励精图治，开疆拓土，有理想、有抱负、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为大汉王朝的强盛而图谋，他为匈奴人的不断侵扰而忧虑，他为太皇太后的专权而压抑，他为打开西域的通途而高兴……他在朝政议事时，尽量从大局出发，不计较贤臣良将尖锐刻薄的入骨批评。他在推行自己的新政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他对好黄老之学的济南太守郑当时一视同仁。而且在十年之后，又把凿通渭渠的重任交给了他，后来又授他大农令重任。
    元光元年十一月，刘彻面对汲黯的铮铮谏言与尖锐批评，“弯下腰、几乎是拥着汲黯从地上站起来、而一种欣慰和喜悦此时也从他的胸间汩汩而出”。他“在宣室殿单独接见朝臣时，往往衣着随便，有时候踞厕而视，有时候甚至连皇冠也忘了戴。但对汲黯，皇上向来是不冠不见”。“皇上如此的敬重一位主爵都尉，这是自大汉一统天下以来所没有的。”
    他是一个思想解放，善于思考，善于学习的封建帝王。卫青首战告捷回来后，刘彻面对从匈奴手中缴回来的马与刀，果决地提出：雁门郡城后勾注山的精钢矿石不能再卖给匈奴人，命少府寺遣人采邑，打造兵器，以充军用；面对匈奴马与西域大宛马杂交的良种马，他告诉即将赴渔阳的韩国安“要他在边关多购这样的马匹”。
    他在家事与国事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把国之利益放在家的利益之上，大义灭亲，秉公护法，忍受着个人心灵的痛苦煎熬，艰难地推进着“新制”、“推恩制”、“元狩变革”的实施和发展，拓展着民富国强的道路。
    当然，作者并不是一味地美化刘彻，而是继承了司马迁“秉笔直书”的精神。他也写刘彻玩弄权谋，御人之术的一面；写他“喜欢文士与喜欢从西域来的天马无异。用则御之，不用者弃之”。努力还他一个有血有肉、符合历史真实的帝王形象。说他冷酷，他对汲黯“这样敢于直言的人却常常得到他的宽恕；说他英明，他却屡屡用了些行为不正的人担当大任，像李广、郝贤这样的人又受委屈。说他怠惰，他为大汉的中兴呕心沥血，屡屡做出惊天动地的决策；说他勤政，他又常常对李蔡等人的行乐谏言乐而不疲”……这些都表现出这个人物形象性格的多重性。正是在这性格的多重组合中，塑造了一个符合历史真实的封建帝王的典型形象。
    作品中与刘彻相伴的近二百个人物形象，人人都出彩，或浓墨重彩，或轻描淡写，都鲜明生动，富有个性特征。
    居功不骄、自律朝野的卫青；青春劲发、英勇善战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察言观色、忠诚勤快的包桑；圆滑周转、逢迎揣摩的公孙弘；历尽艰辛、不辱使命的张骞；书生意气、固守己见的董仲舒；才华横溢、重情重义的司马相如；精明的韩嫣……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