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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描写农民生存状态的书
开栏语：一石激起千层浪啊！陕西农村网近期举办的“作家赠书进农家书屋”活动，引起陕西省作协有关专家学者的关注。为农家书屋赠书，又有著名大家慷慨解囊，无疑是为本次活动锦上添花！
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曾任《陕西文学界》、《延河》杂志主编、陕西文学院院长的常智奇老师，一次推荐我省20位大师级作家的精品力作参与本次活动，并欣然秉笔直书为读者推介，彰显一个大家的三农情怀！本报近期陆续刊出常智奇老师对20位作家的评介，以飨读者。
我们不忘初衷，精准扶贫、文化扶贫、精神扶贫，为农家书屋更换新鲜血液，让农业更强、农民更富，农村更美，全社会携起手来……
看常智奇对我省20位大家图书的详细评论，请关注陕西农村网。
常智奇/文
《山匪》是一部在民族文学本体形式的建构上，有着独有价值贡献的作品。从题材、主题、立意、审美趣味、语言、表现形式等方面，都有整体性的突破。更重要的是，作者对农民、农村的了解，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在爱与理解的基础之上进行一种文化反思和政治自省。作品中，对农民革命的弱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的分析和批判，是很准确的。
孙老者是一个具有几分儒家情感的农民代表，他一生仁爱，对谁都宽容、仁慈、关爱，就是对院子里椿树上那窝蜂——葫芦豹，也是关爱备至。他经常用蜂糖水喂蜂，把蜂都惯得冬季不贮备蜜了，可他最后却被自己所豢养的蜂蛰死。这一笔，是作品中的“神来”之笔。它把孙老者朴素的爱、愚昧的爱，敌我不分的爱放在一个理性分析、批判的基点上。作品结尾第十二章，安排“金虎叫葫芦豹蜇了”。孙老者与高二石他们一起烧掉蜂窝，“两个油疙瘩熊熊燃烧，扫帚粗……一股黑蜂火箭一般斜射下来，孙老者被蜂王蜇了”，他死在愚昧的仁爱之中，也死在仁爱的理性觉醒之时。这是一种分析、一种批判，也是一种自省。对于野性，必须施以理性的法制，否则，古希腊农人怜蛇的悲剧必将重演。老连长、唐靖儿、固士珍、海鱼儿、马皮干……这些私欲冲天，野性膨胀的人，只有在理性的、法治的威慑下，才能走向人之正道。
陈八卦是道家思想和传统文化的代表。他是乡里有名的能人，奔波于矛盾的风口浪尖，穿梭于斗争的敌我双方。他也同样像千百万农民一样，具有一颗善良、朴素、仁爱之心。但他又是一个“中庸之道”的苟活者。他用“道术”的障眼法迁就于恶势力的野性屠杀，麻醉民众斗志，企图维持更大多数人的平安和幸福。他错了，恶势力在他的软弱中得到更大的滋生和繁衍，变本加厉地向善良的民众施以疯狂的暴虐。他对老连长又惧又怕，明知道他是一个罪恶之源，可他却毫无惩治邪恶之首的办法。他最后离开道门，娶妻生子，买地种田，过上了平常百姓的生活，这也是一种省悟，是一种对传统文化不能救中国的自省。
小牛郎，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的革命者形象。他参加读书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这个艺术形象是一个对中国农耕文化进行冷静审视，深刻批判的形象。他和十八娃的爱，是一种人性的必然，历史发展的必然，社会前进的必然。他杀死了老连长，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标志。正是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使这部作品获得了巨大的思想性和鲜活的艺术冲击力。
张子刚、狗欠欠，尽管是“点景式”的人物，但他们的存在、活动、构成了小牛郎行动的时代背景。作品的重笔是写普通农民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的，所以，对张子刚这类共产党的地下领导人的描写，只能用“点景式”的笔法去处理。
正是这种思想认识的深刻性、艺术表现上的分寸感，使这部作品在表现中国农民革命，表现中国农耕文化的局限性中，有一种令人欣喜的和谐感。
《山匪》的语言特色，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朴素的、生活化的语言中，寻找和提炼出一种富于诗意的新语境。例如，说孙老者的仁慈：“怜蛾不点灯，爱鼠常留饭”；说老连长阴阳两面，八面玲珑：“你有你的鬼八卦，我有我的老主意”；说陈八卦悄然出世，隐居民间：“已收长佩趋高座，独闭空斋画大圆”等等。这种在民间语言与诗性语言相结合中寻觅和提炼新的语境方式，使作品的语言显示出一种朴素中含有典雅的境界。二是用方言土语，努力塑造具有农耕文化意味的典型形象，准确地表达农耕文明羽化出来的思想情感。第七章，老连长收拾了南路镇嵩军的残部，送走了马克斋的人马，他也起身回商县城。“轿子到了离城十里的东龙山，就被人团团围住。他下轿，双手在空中挥舞着对大家说：‘好乡党哩！咱人是旧人车是旧轮，我回来了咱该咋就咋，来日方长啊。’”这不遮不掩，不装不饰，简单明了的本土话语，把他伪装成了一个貌似“亲民者”的形象。三是在语言纯净化、明了化、朴素化，大众化方面，寻找表达整体意象的形式美、图画美。他写商县南门外的高阶下的码头，青石板一带的“棒槌市”，作家是这样描写的：“要是天气晴好，满城的妇人女子都来这里洗衣服，那裸露的粉红小腿儿，葱白小手儿，藕肥小臂儿，再加上棒槌起落手镯叮当，历来被认为是一道风景。”这里的绘形、绘色、绘声、对称、重叠、儿化韵的应用，把一个个青春勃发的生命个体描写得富有动感和美态，把“棒槌市”的整体形象描绘得非常优美，十分鲜活。
总之，《山匪》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表现匪类题材中，有突破性进展的一部优秀小说，是一部在民族文学本体形式建构中，有一定贡献的长篇小说。作品中写意性与传奇的融合；中国农耕文化孕育出来的审美情趣与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不和谐音的表达；中国农民劳动过程、劳动工具，充满民族风情的醇化；生活语言与现代语言的扭结、过滤、清洗与提炼等等，都使这部作品散发着一股感人的艺术魅力。
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曾任《陕西文学界》、《延河》杂志主编、陕西文学院院长的常智奇老师，一次推荐我省20位大师级作家的精品力作参与本次活动，并欣然秉笔直书为读者推介，彰显一个大家的三农情怀！本报近期陆续刊出常智奇老师对20位作家的评介，以飨读者。
我们不忘初衷，精准扶贫、文化扶贫、精神扶贫，为农家书屋更换新鲜血液，让农业更强、农民更富，农村更美，全社会携起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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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智奇/文
《山匪》是一部在民族文学本体形式的建构上，有着独有价值贡献的作品。从题材、主题、立意、审美趣味、语言、表现形式等方面，都有整体性的突破。更重要的是，作者对农民、农村的了解，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在爱与理解的基础之上进行一种文化反思和政治自省。作品中，对农民革命的弱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的分析和批判，是很准确的。
孙老者是一个具有几分儒家情感的农民代表，他一生仁爱，对谁都宽容、仁慈、关爱，就是对院子里椿树上那窝蜂——葫芦豹，也是关爱备至。他经常用蜂糖水喂蜂，把蜂都惯得冬季不贮备蜜了，可他最后却被自己所豢养的蜂蛰死。这一笔，是作品中的“神来”之笔。它把孙老者朴素的爱、愚昧的爱，敌我不分的爱放在一个理性分析、批判的基点上。作品结尾第十二章，安排“金虎叫葫芦豹蜇了”。孙老者与高二石他们一起烧掉蜂窝，“两个油疙瘩熊熊燃烧，扫帚粗……一股黑蜂火箭一般斜射下来，孙老者被蜂王蜇了”，他死在愚昧的仁爱之中，也死在仁爱的理性觉醒之时。这是一种分析、一种批判，也是一种自省。对于野性，必须施以理性的法制，否则，古希腊农人怜蛇的悲剧必将重演。老连长、唐靖儿、固士珍、海鱼儿、马皮干……这些私欲冲天，野性膨胀的人，只有在理性的、法治的威慑下，才能走向人之正道。
陈八卦是道家思想和传统文化的代表。他是乡里有名的能人，奔波于矛盾的风口浪尖，穿梭于斗争的敌我双方。他也同样像千百万农民一样，具有一颗善良、朴素、仁爱之心。但他又是一个“中庸之道”的苟活者。他用“道术”的障眼法迁就于恶势力的野性屠杀，麻醉民众斗志，企图维持更大多数人的平安和幸福。他错了，恶势力在他的软弱中得到更大的滋生和繁衍，变本加厉地向善良的民众施以疯狂的暴虐。他对老连长又惧又怕，明知道他是一个罪恶之源，可他却毫无惩治邪恶之首的办法。他最后离开道门，娶妻生子，买地种田，过上了平常百姓的生活，这也是一种省悟，是一种对传统文化不能救中国的自省。
小牛郎，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的革命者形象。他参加读书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这个艺术形象是一个对中国农耕文化进行冷静审视，深刻批判的形象。他和十八娃的爱，是一种人性的必然，历史发展的必然，社会前进的必然。他杀死了老连长，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标志。正是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使这部作品获得了巨大的思想性和鲜活的艺术冲击力。
张子刚、狗欠欠，尽管是“点景式”的人物，但他们的存在、活动、构成了小牛郎行动的时代背景。作品的重笔是写普通农民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的，所以，对张子刚这类共产党的地下领导人的描写，只能用“点景式”的笔法去处理。
正是这种思想认识的深刻性、艺术表现上的分寸感，使这部作品在表现中国农民革命，表现中国农耕文化的局限性中，有一种令人欣喜的和谐感。
《山匪》的语言特色，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朴素的、生活化的语言中，寻找和提炼出一种富于诗意的新语境。例如，说孙老者的仁慈：“怜蛾不点灯，爱鼠常留饭”；说老连长阴阳两面，八面玲珑：“你有你的鬼八卦，我有我的老主意”；说陈八卦悄然出世，隐居民间：“已收长佩趋高座，独闭空斋画大圆”等等。这种在民间语言与诗性语言相结合中寻觅和提炼新的语境方式，使作品的语言显示出一种朴素中含有典雅的境界。二是用方言土语，努力塑造具有农耕文化意味的典型形象，准确地表达农耕文明羽化出来的思想情感。第七章，老连长收拾了南路镇嵩军的残部，送走了马克斋的人马，他也起身回商县城。“轿子到了离城十里的东龙山，就被人团团围住。他下轿，双手在空中挥舞着对大家说：‘好乡党哩！咱人是旧人车是旧轮，我回来了咱该咋就咋，来日方长啊。’”这不遮不掩，不装不饰，简单明了的本土话语，把他伪装成了一个貌似“亲民者”的形象。三是在语言纯净化、明了化、朴素化，大众化方面，寻找表达整体意象的形式美、图画美。他写商县南门外的高阶下的码头，青石板一带的“棒槌市”，作家是这样描写的：“要是天气晴好，满城的妇人女子都来这里洗衣服，那裸露的粉红小腿儿，葱白小手儿，藕肥小臂儿，再加上棒槌起落手镯叮当，历来被认为是一道风景。”这里的绘形、绘色、绘声、对称、重叠、儿化韵的应用，把一个个青春勃发的生命个体描写得富有动感和美态，把“棒槌市”的整体形象描绘得非常优美，十分鲜活。
总之，《山匪》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表现匪类题材中，有突破性进展的一部优秀小说，是一部在民族文学本体形式建构中，有一定贡献的长篇小说。作品中写意性与传奇的融合；中国农耕文化孕育出来的审美情趣与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不和谐音的表达；中国农民劳动过程、劳动工具，充满民族风情的醇化；生活语言与现代语言的扭结、过滤、清洗与提炼等等，都使这部作品散发着一股感人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