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到秦岭深处的一所学校任教。那已是30年前的往事，但往事如新，总难忘怀。
    那是深秋的一天，我摇摇晃晃地坐了两个钟头的汽车，到了一个深山镇街。这季节山里天黑得早，何况还下着细雨。想想学校还远在镇子的西南二十里外，我不免有些惆怅。接我的是当地一位民办老师，姓牛，面相憨厚，身板结实，一口浓厚的山里话。打过招呼，他把行李熟练地系在扁担两头就上路了。山路很静，时有土块从山上滚下来，像是被牛老师高声大嗓子震落的。我走得气喘吁吁，牛老师却如履平地。大约过了俩钟头，到了牛老师家。那晚，我住在牛老师家。
    第二天再走半个小时，终于在重重叠叠的山中看到红旗，到学校了！校园有四五亩地大，里头有菜地、柴场和篱笆扎的男厕所。十多个教师都是当地人，放学就回家。住在学校的就我和校长，还有做饭的张师。
    学校四面环山，两边临河，校西是一条石板铺路的老街。秋雨淅淅沥沥的夜晚，梅校长和张师走进我的房子。张师用铁锨端来火盆，校长抱来一件黄大衣。房子很简陋，单人床上铺着稻草，纸糊的顶棚塌下一角。风从椽眼冲进来，把顶棚刮得“扑通”作响。那晚，我深感孤独，二十岁的小伙子竟会特别想母亲。
    学校有五个班是小学，两个班是初中。我是初一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还给初二教地理课，给全校教音乐课。校长说我：“你是唯一的科班出身啊！”周末的夜晚，校园静寂得踢个石子都会发出清晰的声音。四周黑魆魆的山上，松涛呼呼，水流哗哗，山鸟怪叫。没有电视，唯有书卷伴青灯。我想回家，但不敢回家，怕的不是路远，而是心疼三块六毛钱的路费，这可是我工资的十分之一呢。
    校长大我十五岁，有个女儿叫山柳，长着一双清澈的眼睛，梳着一对乌黑的辫子。校长家离学校有三里地，见我一个人不方便，就时常让山柳叫我去他家吃饭。山柳每次叫我吃饭都话不多，只是浅浅地一笑说：“王老师，走，吃饭。”就像是叫自己家的人。她远远地走在前面，我矜持地走在后面，有时我会忐忑起来。在校长家吃饭久了，我很不好意思，就借故推脱。校长则叫我帮忙种地，上山打柴。我去了他也不让我干，做做样子就吃饭。
    那时，山里人多数吃不起麦面。远处的学生星期一来学校，装上一罐腌菜，一天两顿黏稠的玉米糊，天天如此。其实像我这样的教师，细粮也不是很富余。一次，我从自己名下拿出几个馍，对海龙几个学生说，吃个馍吧。海龙头一摇笑了笑说：“不吃，吃不饱。我一次得吃十几个哩。”
    我在山里生活了两年时间。很奇怪，有时我的房子里会突然放着一袋核桃之类的山货。我问学生们，却没人应声，直到第二年夏末我准备调出山区时，也没弄清这些东西是谁送的。我离开的那天，张师把他从柴堆拣出的有用木头锛平整，让我拿回家做窗子。梅校长专门找人给我做了一对漆木箱子，说是做个纪念。他们怕我出山时被林业检查站挡住，又让大队书记给沿途的站点写了证明。就在我装好这些，爬上一辆过路的大卡车时，海龙喊着跑过来，送来一根桶粗的桦树。山柳靠在她娘的身旁，给我送来我最爱吃的腊肉和洋芋粉。
    车子慢慢启动了。校长、山柳娘、海龙不停地挥手高喊：“常回来啊！”只有山柳沉默着，眼里噙着淡淡的忧郁。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发现她比我初来山乡时，出落得更加好看了。